“你們來中國打仗是侵略的行為。你本人以為如何？”“實在是不合情理。但是國家的命令不能不服從。”這是1938年金輪峰戰役后，被俘日軍鈴木角雄接受審訊時的回答，記錄于中國共產黨早期革命家徐先兆編譯的《敵軍日記》中。該書收錄了從戰場繳獲的日軍日記與書信，是反映抗戰實況的珍貴史料。

時隔87年，江西教育出版社今年8月重新出版這部著作。徐先兆之子、江西師范大學原黨委書記傅修延表示，這份來自江西戰場的日軍侵華鐵證已引起影視界關注。他指出，一手抗戰史料最能觸動人心，而這本書正提供了這樣的素材。

《敵軍日記》1938年版封面。封面畫為一敵兵在其日記中所畫廬山金輪塔的遠景。(記者翻拍)

傅修延向讀者分享父親所著《敵軍日記》背后的故事。

重新出版的《敵軍日記》。

“心里發毛，腿都走痛”

日軍日記里的真實恐懼

金輪峰戰事發生于廬山南麓星子縣(今廬山市)，系萬家嶺戰役前哨戰，亦是中國軍隊自抗戰以來以較小代價取得重大戰果的一次勝利。《敵軍日記》一書材料即來源于此役繳獲，包括日軍陣中日記、燒殺日記、家信、俘虜口供及士兵遺囑等，皆直接出自日軍及其家屬之手，為不可多得的第一手史料。

該書初版由江西省合作同仁互助社出版。據傅修延介紹，其父于1938年12月戰斗結束后不久即編撰完成。全書雖以日軍日記與書信為主體，但編者在整理時，刻意突出敵軍因戰事不利而產生的消極情緒，借翻譯之筆，“長中華志氣，滅敵寇威風”。

例如日軍士兵松本勇一在日記中寫道：“有生以來第一次這樣吃苦，呼吸困難”，另一處則記“來到中國以后，第一次喝到了像東京水道一樣的清水”。江川雄次遭炮擊時寫下：“心里不免有點發毛”“腿都走硬走痛了，甚至心臟也走痛了”。橫倉勘一更在燒殺日記中哀嘆：“戰爭究竟要繼續到哪一天才會停止啊。”

編者徐先兆在序言中表明，譯文盡量忠實于原文，極少刪改，故“日記中反戰語句不多”。但他通過序跋、按語及注釋等形式，呈現出侵華日軍“饑不得食，寒不得睡，死傷累累”的真實困境，揭示出侵略者終將潰敗的必然結局。

“口袋陣”背后

中共黨員是制勝關鍵

《敵軍日記》原書封面署名“孔生”，實為徐先兆早年常用筆名。徐先兆生于1903年，曾就讀于南昌二中，與贛東北革命根據地主要領導人黃道為同班同學。他早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與發起馬克思主義組織“改造社”，并曾擔任《江西民國日報》總編輯及共青團江西省委機關刊物《紅燈》編輯。

后來，徐先兆赴日本留學十年，于七七事變前返回中國，在老家鉛山縣河口鎮出任獅江中學校長。傅修延介紹，“父親原本打算加入新四軍的戰地服務團”，但時任新四軍駐贛辦事處主任的黃道認為他應前往抗戰前線發揮更大作用，“當時前線亟需像父親這種深諳敵情的人才”。于是，在黃道的建議下，徐先兆前往國民黨部隊106師擔任師部秘書，同行的還有另外10名共產黨員。傅修延通過史料查證發現，其中還包括賀子珍的哥哥賀敏學。“在萬家嶺大捷紀念園所記載的該戰役中共黨員名錄中，父親和賀敏學的名字均清晰在列。”

當年，黃道派遣中共江西省委組織部長薛尚實，帶領10名富有實戰經驗、曾與他共同在閩北堅持游擊戰爭的黨員(紅軍老戰士)以及徐先兆，一起參加了萬家嶺戰役。正是這些人的協助，使160師得以將戰術調整為誘敵深入的“口袋陣”，從而取得了金輪峰大捷。傅修延表示，在后來的很多文章中，這一事實都得到了印證。

影視改編受關注

抗戰敘事再現新視角

此次《敵軍日記》得以再版，得益于江西師范大學圖書館對首版原本的珍貴館藏。該書著于抗戰時期，曾為鼓舞我方士氣、瓦解敵軍意志發揮過積極作用，是“文化抗戰”的一個典型代表。

據悉，山東大學今年6月聯系傅修延，希望將《敵軍日記》納入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二十世紀東亞抗日敘事文獻整理研究”成果叢書，并高度認可該著作“在反映東亞抗日與反法西斯歷史方面具有珍貴的文獻價值”。他由此了解到，該書經江西師范大學圖書館電子化處理后，已有多位學者通過電子文檔進行引用。實際上，該書自首版問世以來就曾被多次轉載，連當時文化名人也曾引用其中材料。

在《敵軍日記》所收錄的《記俘虜鈴木角雄》一文中，徐兆先發現該俘虜是一名“江戶仔”(東京人)，所在部隊“駐防東京，擔負拱衛首都之責，士兵均為東京市民，戰斗力強，文化程度較高，國際認識也較清晰”。因此，無論是日記還是書信，這批材料都有細膩的描寫，極大增強了該書的可讀性。傅修延表示，其父在東京高師和東京文理科大學主修心理學與教育學，更擅長從人性視角出發，透過所見所感深入剖析敵軍士兵的內心世界。“盡管父親署名是‘編譯’，但我認為在某種意義上，這其實更是他的一種創作。”

今年夏天，取材于1937年南京大屠殺期間侵華日軍真實罪證影像的電影《南京照相館》斬獲近30億元票房，領跑暑期電影市場。目前，《敵軍日記》也已引起影視界的關注，相關改編事宜正在推進中。

文/圖 江南都市報全媒體記者段萍